●她是“11·27”大屠杀惨案中仍在世的两位幸存者之一。

●她被捕那一刻，守住了党的机密，机智救下党内一名负责人。

●她母子三人历经曲折艰难，逃离“杀人魔窟”，最终迎来光明。

11月27日，对广大群众来说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上，却是一个浸泡着血与泪的黑暗日子。70年前的这一天，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，屠戮了白公馆、渣滓洞监狱中207名革命志士，其手段之毒，令人发指！

这段历史，不应该被忘记！

今年“11·27”纪念日到来前夕，侥幸从白公馆逃出生天、已是95岁高龄的共产党员郭德贤，在病榻上对记者讲述了她的革命经历，尤其是与革命难友在狱中的战斗及其逃离魔窟的传奇经历，那是一段令她不堪回首而又刻骨铭心的沉痛往事。

身陷囹圄 坚守信仰

郭德贤，1924年出生于云阳县云阳镇一个地主家庭。由于受哥哥和表叔等革命者的影响，12岁时心中便扎下了革命的种子，经常为革命者传递书信。进入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校后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，参加了进步团体“自治会”，组织同学上街义演，为抗战前线募捐。1939年8月，她年仅15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郭德贤由于经常参加革命活动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。云阳县中心县委书记彭咏梧指示她转移，恰遇她母亲病危。母亲去世三天后，她戴孝离开了云阳，转移到万县中心县委工作。半年后，她与万县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蒲华辅结婚，不久就随蒲华辅去四川泸州清理组织。1941年底，她调到成都从事地下工作，那几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党的机关、保存党的文件、印党报及传递消息。

1948年4月，重庆发生“《挺进报》案”，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、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等人相继叛变，重庆地下党遭到敌人毁灭性破坏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、杀害。敌人为了彻底消灭国统区的地下党，把魔爪伸向了成都。

1949年1月初，特务带着叛徒刘国定在成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。13日这天晚上，郭德贤一直在家等着丈夫蒲华辅回来。蒲华辅早上出门前，跟她约好晚上9点回来。等到9点还不见人影，郭德贤便把党内的密件取出放在顺手的地方，随时准备烧掉。她家在南门外的“予圃”公馆，这里住了三户人家，特委机关就设在她家里。

郭德贤焦急地等候着丈夫。大约到了9点半，大院门响了，有几个人闪了进来，用手电筒往院里扫。郭德贤情知不妙，立即把密件扔进火盆里烧掉。她本有机会逃走，但为了毁掉这些密件，毅然留了下来。这时，特务进了屋，一言不发就翻箱倒柜。郭德贤的一双小儿女吓得紧紧依偎在她怀里。

其实，早在当日下午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就已被捕。蒲华辅不堪酷刑，叛变投敌，致使郭德贤身份暴露。

那天晚上，特务将蒲家的两间房都搜了个遍，除了几本地理书和地图，一无所获。他们便将郭德贤软禁起来，留下六个特务监视她，妄图以之为饵继续抓捕来她家的共产党人。

“糟了！”郭德贤突然想到，第二天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要来她家开会。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她急出了一身冷汗，苦思解救办法，整整一夜都未合眼。

第二天清晨，有四个特务撤走了，留下两个。当那两个特务与隔壁苏家太太闲聊时，郭德贤招呼看院的邱嫂来帮孩子穿衣。她平常待邱嫂不薄，邱嫂也早已认识马识途，因此，她拿出一块银圆塞到邱嫂手中，悄声说：“你到后面街上的红房子去找马识途，说我被捕了，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。”

邱嫂借买菜的机会，去了马识途家。

那天，马识途本打算吃过早饭就去郭德贤家，尚未起床，便听见有人敲门。因是租赁的房子，听见敲门声也没理睬。起床后，在院里刷牙，又听见急促的敲门声，便谨慎地打开院门。邱嫂冲门而入，将蒲家发生的事择要告之。马识途随即便转移了。

正是郭德贤遣人报信，才使这位川康特委副书记躲过一劫，减轻了党组织的损失。

郭德贤被特务押走时，平静地扫了一眼“予圃”大院，决然带着两个孩子走向那生死难料的险恶之途。

黎明前夜 坦然向死

被捕后，郭德贤从成都转到了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，一周后，又转到相距五里的白公馆。白公馆里就郭德贤一个女囚犯，特务将她母子仨单独关押在二楼一间囚室。在这里，她经受住了考验，和革命志士们一道继续战斗下去。

在郭德贤隔壁关押的，是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。由于身份特殊，黄显声受到“优待”，可以看报纸。1949年10月7日，郭德贤从黄将军那里得到一个重大消息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成立。她还知道了国旗是五星红旗，国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这个骤然而至的喜讯令郭德贤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虽然早已料到这一天终会到来，但真到来时，还是有些意外。她极力克制住激动的心情，趁放风之机，将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罗广斌（小说《红岩》作者）。

每天的放风时间只有十来分钟，但这天罗广斌实在是觉得太久了。好不容易捱到放风结束，他回到囚室，将这特大喜讯告诉了同狱的难友们。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他们用耳语般的音量欢呼着，借在地上打滚来相互拥抱——在特务的监视下，只能用独特的方式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末了，全体难友面北肃立，低声吟唱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那一夜，无人思睡。大家议论着国旗的形状，想象着五颗星的摆布。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，罗广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。

“同志们，我有个建议：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，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！”

“好主意！”都举双手赞成。

罗广斌扯下了他的红花被面。大家都不知那五颗星是黄色还是白色，也不知五星是如何排列的。起初，陈然拿出一件白色衬衣，拟做五星，后来改用了黄色的草纸。最后大家议定，把五星放在旗帜中央，形成圆圈，以示紧紧围绕着共产党之意。

没有剪刀，没有针线，也无糨糊。他们就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刀，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角星，然后用剩饭粒把五颗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。

一宵奋战，“五星红旗”诞生了！这当是共和国的土地上唯一不像五星红旗的“五星红旗”。

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地放在囚室中央，大家围着红旗，低声欢呼，轻唱国歌，又跳又抱。他们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，满怀希望等待黎明的曙光到来，期盼着打着红旗冲出牢门，去拥抱光明。但是，他们没想到，死亡的阴影已慢慢笼罩上来……

歌乐山，其上松杉蔽日，风来则万籁齐鸣。然而在1949年11月27日，歌乐山上响起的，不是天籁，而是罪恶的枪声，震惊中外的“11·27”大屠杀就从这天开始。

这天，歌乐山细雨霏霏，寒气逼人。

下午4点，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，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都明白：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到了。此时，郭德贤心里是平静的。此前几天，在白公馆伙房打杂的李育生来送饭时，意味深长地念叨着：“吃吧，吃不了几天了。”她又听到两个看守在走廊上嘀咕：“外面那三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。”

经历过生死的考验，面对黎明前的黑暗，郭德贤处之泰然：要么活着，要么死去。她虽不放弃生的希望，但也无惧死亡的到来。

那晚的凄风苦雨，吹不熄、浇不灭革命者火一样炽热的情感。在死亡面前，他们毫不退缩，傲然踏向刑场。当刘国鋕被提走时，对特务说道：“别急，等我先作首诗！”

“死到临头，还作什么诗！”一副手铐将他双手铐上，被押出白公馆。他索性高声诵起来：“同志们，听吧！像春雷爆炸的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！人民解放了，人民胜利了！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，我们死而无愧！”声音回荡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。

眼见难友被屠杀，文泽愤然拿起笔——

兄弟，不要颤抖。

大踏步跨出号门——

他的嘴咧开，轻蔑地笑笑：

“啊，多么拙笨的蠢事，

“在革命者的面前，

“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！”

…………

诗刚写完，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了。

“你们一定要灭亡！共产党一定要胜利！”革命者喊着口号，从容地跨出牢房，走向刑场。声音低沉。在郭德贤听来，那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。

到晚上10点多钟，已陆续有四五批革命志士被杀害。其实，从9月初到11月中旬，杨虎城将军、陈然、江竹筠（江姐）等四五十人就已陆续被杀害。

深夜，郭德贤听到电话铃不停地响起。原来是渣滓洞那边尚有200多人急待处决，打电话过来求援。此刻，解放军进军的号角已吹到了嘉陵江边，刽子手们心急火燎，不想按原计划分批屠杀了。

刽子手雷天元请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看管剩下的19名犯人，自己带着特务匆匆赶往渣滓洞。雷天元前脚刚走，杨进兴就吩咐手下将16名男囚集中关在楼下“平二室”牢房，又命看守杨钦典看管这19人，然后便带着手下溜之大吉。

次日凌晨一两点钟，郭德贤听到渣滓洞那边响起密集的枪声。她自知最后的时刻也将不远了，换上入狱前穿着的旗袍，静静地坐在没有床铺的地板上，安抚着一双年幼的儿女，等待最后的命运来临……

逃离魔窟 奔向光明

郭德贤把两个孩子的衣服脱掉，哄他们睡了，在他们枕头上各放了两颗糖，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姓名、出生年月和简要身世，用一个仁丹盒装好，放在女儿的大衣口袋里。她是希望两个孩子万一侥幸活下来，能有人收养他们。

正在此时，门外响起了脚步声。郭德贤暗叫一声：“来了。”一下从地上爬起来。牢门打开，一看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。不等郭德贤开口，罗广斌急促地说：“郭姐，敌人撤走了，赶快跑！”

命运逆转，郭德贤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看守杨钦典平日与革命者接触中，产生了同情思想，此际又被罗广斌做通了工作，于是打开牢房，帮助大家越狱。

郭德贤等人下到楼来，罗广斌组织大家按老中青搭配，编成五个小组，并特意让周居正、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。

众人悄无声息地出了牢房。依照罗广斌的安排，不能走大门往山下公路上跑，那里情况不明，要从厨房一侧出去往山上跑。或许是紧张，或许是激动，大家竟忘了罗广斌的叮嘱，冲出后便顺着石梯往山下大路奔去。

李荫枫在前头引路，郭德贤背着不及四岁的儿子小可，周居正背着她五岁的女儿小波。刚行至石梯中段，公路上就有几辆卡车从渣滓洞方向开过来了。

“什么人？”特务厉声喝问。

“二处的。”李荫枫急中生智。

对方又追问口令，李荫枫哪里知道，一时语塞。顿时，机枪横扫过来，枪声响成一片。众人情知不对，迅速掉头往后山跑去。

不一会，难友们都跑散了，郭德贤母子身边只剩下李荫枫。郭德贤怕拖累她，便说：“你不要管我们了，快点跑，找到组织赶紧汇报情况。”

李荫枫哪肯丢下母子二人。郭德贤有些急了，说：“像这样跑，目标大，我们可能一个也跑不掉。没人回去给组织汇报，组织上怎么晓得昨晚发生的事？”好说歹说，终于劝走了李荫枫。

所幸特务停止了追击，骂骂咧咧回到山下，爬上汽车疾驶而去。四下里都静了，渣滓洞方向火光满天。郭德贤背着儿子跌跌撞撞在密林中穿行，上到歌乐山山顶，已是凌晨。

山顶的成渝公路上是成群结队的难民，郭德贤带着儿子混入其中。傍晚，来到白市驿，此时又累又饿，已无力前行，见路旁有一草棚，便走过去向棚里那个老婆婆求助。好心的老婆婆收留了母子俩。

11月30日，郭德贤坐在草棚前，突然看见公路上开来一队解放军，她像见到亲人般奔过去，拦住一名士兵，急切、简要地说明了情况。士兵告诉她，白市驿机场已经解放，让她赶快到机场去。

郭德贤辞别婆婆，抱着儿子朝机场赶去。到了机场，解放军官兵得悉她的情况后，立即与市区有关部门联系。不多久，有人来把她母子接到了“脱险同志联络处”。

此时，罗广斌也已脱险，提前到了这里。郭德贤向他打听女儿小波的下落，罗广斌说：“重庆刚解放，比较混乱，小波暂时被安顿在乡下了。”其实，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。周居正脱险后见到罗广斌，告诉他自己跟小波走散了。

此时，党组织正动员重庆大学、湘辉学院等校的学生上歌乐山去寻找小波，但翻遍歌乐山，也没发现小波的踪影。无奈，罗广斌只好对郭德贤告之实情。郭德贤顿时就昏了过去。

未找到人，学生们又到处张贴寻人启事。后来获悉，28日凌晨，经过磁器口的一队国民党军车上有一个小女孩，与寻人启事上描述的相似。于是，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立即派人到《大公报》上刊登寻人启事。

小波究竟哪里去了？

原来，郭德贤、周居正、李荫枫三人背着孩子向歌乐山上跑去时，面对飞来的弹雨，周居正心里一慌，一跤跌下路边深沟里，背上的小波也被摔出去了。夜黑如漆，弹雨横飞，周居正急得四下摸了一阵，没摸到小波，眼见敌人扑了过来，只好沿着深沟朝山上奔去。

其实，小波也摔到深沟里，她当时吓懵了，爬起来时身边已空无一人。她上了公路，不明方向，稀里糊涂顺着公路朝山外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中美合作所阅兵场。天渐渐亮了，阅兵场上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往几辆卡车上爬。小波走近一辆卡车，望着眼前这些士兵。一个士兵扫了她一眼，见她上穿一件破棉袄，下套一条红毛裤，大概以为是某个特务或长官走散的孩子，便顺手把她抱上了车，问她去哪里。小波说：“你们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

进了市中区，到了一个路口，士兵们下车，小波也被抱了下来。她无处可去，见路口有一个卖柑桔的小摊，便走过去，不声不响地蹲在旁边。

摊主王素珍见这个小女孩在旁边蹲了半天也不回家，颇为奇怪，便问：“小妹，你家住在哪里呀？”

“白公馆。”小波说。

王素珍心里嘀咕：“住公馆的娃娃，怎么穿得脏兮兮的！”

夜幕降临，王素珍要收摊了，见小女孩还没有回家的意思，又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”

小波望着她，没有吭声。

“走，跟阿姨回家去！”王素珍拉起小波，把她带回了家里。

过了两天，王素珍又带着小波到老地方摆摊。正巧，旁边墙上贴了一张《大公报》，报前围着一堆人，王素珍听见大家在议论白公馆、渣滓洞枪杀了不少革命志士，有一个小女孩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“白公馆？小女孩？”一听到这几个字，她赶紧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，而后回转身问小波：“你是不是叫小波？”

小波点了点头。

又问：“你是不是从白公馆里跑出来的？”

小波又点了点头。

王素珍欣喜若狂，激动得喊起来：“妹儿，你妈妈找你来啦！”

当下，她收拾好摊子，和丈夫抱起小波就往临江门“脱险同志联络处”跑去……

初心不改 服务人民

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。12月1日，解放军冲进白公馆、渣滓洞，白公馆里已人去楼空，渣滓洞的余烬仍冒着青烟。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堆满了烧焦的尸体，没有头，没有足，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。围墙的缺口处、房前屋后、厕所内，散布着20多具尸体。松林坡上三个大坑，里面尸体枕藉，血水横流。目睹眼前这一切，解放军战士们放声痛哭：“我们来晚了！我们来晚了呀！”

越来越多的人上山来寻找亲人，哭喊声处处可闻。当日出版的《大公报》记下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：“一位青年妇人，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，在那里痛哭，找她丈夫的尸体。天！这怎么找得到！那么多焦尸，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，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。”惨不忍睹的景象，令记者都无法形容：“这惨痛的情景，叫记者怎能下笔，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！”

后来，在电台岚垭挖出了29具志士的遗骸，已全部腐烂，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的忠骸被亲属认出，其他均已无法辨认。特务行凶后，剥去志士们的衣裤，泼上镪水，掩上泥土。第二天，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、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摊售卖。

经过数日清理、挖掘，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，共发现321余具尸体。歌乐山脚下，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，志士们长眠于此。

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，在321名死难者中，经审查定为烈士者285人，随父母牺牲的小孩5名，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。其中，死于“11·27”大屠杀者207人，定为烈士者185人。大屠杀中共有35人脱险：白公馆19人，渣滓洞15人，另外还有一人是身中三枪、从尸坑中爬出来的谭谟。

大屠杀后第三天，罗广斌、郭德贤等脱险志士重返渣滓洞、白公馆，去帮助辨认遇难战友身份。他们来到白公馆，冲进“平二室”牢房，撬起屋角一块木地板，取出那面浸染着烈士鲜血的“五星红旗”，捧在手中哭喊道：“刘国鋕、陈然，你们在哪儿啊！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，我们要打着我们的红旗，一起冲出去吗？……”

如今，虽已事隔70年，郭德贤老人忆起狱中那段往事，仍心绪难平，潸然落泪。

1950年1月，郭德贤走上工作岗位，先后在重庆市寒假教师训练班、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任职。她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，坚持为人民服务，自1983年离休后仍义务到各地机关、学校、工厂讲述红岩革命志士的英勇事迹。今年9月1日，她出现在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中，向全国孩子们讲述狱中“绣红旗”的故事。每年清明节和“11·27”纪念日，她都要回到歌乐山祭奠牺牲的战友，几十年来风雨无阻。两年前，郭德贤老人心脏病发，安上了支架；去年再次心梗，已住院一年多。即便如此，今年清明节，她仍坚持让人推着轮椅带她去祭奠战友，让人架着胳膊，献上了一朵白花。

“为了新中国的成立，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，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！”病榻上，郭德贤老人同记者告别前，说出了她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。

最后的话

“11·27”大屠杀，是中国近当代史上极其黑暗的一幕。今天，我们再一次追索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，不仅是为了缅怀这段历史，更是为了弘扬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精神。历史就像永不褪色的胶片，留住的不仅是画面，更是不灭的精神火种。

青山巍巍埋忠骨。这些英勇的革命志士虽然早已长眠于歌乐山下，但其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在世间。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表现出的坚定信仰和大无畏精神，亦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！

记者：李旭忠